凌晨三点的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物理楼里依旧灯火通明。
年轻的研究员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参数,手边是一杯早已冷却的咖啡,这一幕并不像什么科幻电影里的桥段,而是真实发生在这座被誉为量子之都的城市里的日常。
这群人正在摆弄的,是一台或许能决定未来几十年国家命运的机器。
很多人对几个月前那个只有200秒的时间窗口感到陌生,但正是这短短的三分多钟,这台名为九章的量子计算原型机,完成了一项计算任务,如果是换做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需要花费6亿年。
这种近乎魔法的数据碾压,把那个关于量子霸权的模糊概念,一下子砸在了所有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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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那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上。
就在10月23日,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建议中的细微措辞变化,直到几个敏锐的观察者发现量子科技赫然列在六大未来产业的前端。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排版问题,而是一个冲锋号。
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20世纪中期,当时的原子弹工程是那一辈人的最高机密与荣耀,如今的量子竞赛就是这场无声硝烟的延续。
只不过战场从荒漠搬到了恒温恒湿的超净实验室。
那份建议通过的背后,是国家意志的顶级倾注。
以前高校搞科研,很多人都在盯着影响因子,盯着论文发表的数量,好评职称,拿经费。
现在风向变了。
评价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不管是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还是各个985高校内部的资源调配,指向性变得极其冷酷且务实:不要看你发了多少文章,要看你解决了多少卡脖子的问题。
如果你关注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论调,你会发现他们把学科调整的速度直接和未来竞争的位置挂钩。
那些曾经待在象牙塔里的理论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了风暴眼。
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张端鸿对此看得很透,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学科调整,而是一次生存资格的重新洗牌。
高校不仅是教书的地方,它们被重新定义为科技自主创新的战略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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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微观的个体,那些刚刚年满18岁的孩子们。
他们坐在填报志愿的电脑前,手指在量子信息科学这个专业名称上悬停。
这不仅是16所高校的新增专业,更是一次拿青春做赌注的冒险。
2021年,这个专业才刚刚列入目录。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随后北京理工、北航、复旦迅速跟进。
这种速度在高等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以往一个新一级学科的建立往往需要十年的论证和铺垫,但这次大家都在抢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甚至直接成立了量子科技学院,那种紧迫感甚至渗透到了本科招生的字里行间,工科试验班类、强基计划,每一个名字后面都不仅是学业,而是沉甸甸的国家任务。
家长们在纠结,孩子们在憧憬,也有人在恐惧,毕竟物理学的深渊从来不是仅靠热情就能填满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学生未来的课表。
既要懂极其晦涩的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叠加、纠缠这些听起来像玄学的概念是他们的必修课,还要掌握精密的仪器测量,懂得如何设计那个拥有魔法规则的微观世界。
这不仅是在培养科学家,更像是在培养一种通晓未来语言的特种兵。
而在软科的排名表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已经站在了A+的位置。
这种排名不仅仅是荣誉,更是资源。
数十亿的经费,最顶尖的师资,最好的实验室设备,都会向这些名字倾斜。
安徽大学、福州大学这些B+梯队的学校也在拼命追赶,因为谁都清楚,落后一步,可能就永远被甩在这个时代的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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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竞赛中,真正让人感到窒息的不是枯燥的公式,而是对手的存在。
大洋彼岸的谷歌早就拿出了悬铃木,美国人在量子计算上的布局从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渗透。
第二次量子革命不是一个学术名词,它是实实在在的地缘政治博弈。
郭光灿院士说得很直白,中国现在全方位都在第一梯队。
这话说得有底气,也有压力。
我们必须看到一种关系的转变。
过去,企业做产品,高校做研究,两者之间隔着厚厚的围墙。
现在这堵墙正在被强行拆除。
复旦大学搞出了本博融通的量子与智能英才班,8年时间,把一个高中毕业生直接锻造成博士。
这种学制的残酷性和选拔的苛刻程度,甚至超过了训练宇航员。
这些年轻的大脑不仅要理解如何利用光子的纠缠传输密钥,还要思考如何制造出能在绝对零度附近运行的量子芯片。
量子通信解决安全问题,不让别人窃听;量子计算解决算力问题,算出别人算不出的东西;量子精密测量则是为了看清别人看不清的目标。
三大支柱领域,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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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大多数物理学家其实并不清楚这背后的全部工程细节,他们只是在理论的指导下拼命向前跑。
现在的量子科技也是一样。
哪怕是最顶尖的学者,可能也无法完全预测这项技术全面商用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但这正是它迷人且危险的地方。
高校里的变化只是冰山一角。
超20所高校成立的研究院、实验室,就像是撒在全国各地的火种。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老牌名校的加入,让这场竞赛的层级拉满。
看似平静的校园里,为了争夺一台稀缺的稀释制冷机,或者为了引进一个关键的领军人才,各个系主任之间甚至可能会争得面红耳赤。
这种竞争并不完全是坏事。
它逼出了效率,逼出了真金白银的投入。
那些关于社会服务的评价指标,强迫教授们走出实验室,去和企业谈,去和国防部门对接,去问问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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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宏大的叙事中抽离出来,还是会看到一些隐忧。
量子领域的高门槛注定了它是一个极少数人的游戏。
并不是每一个开设了量子信息科学专业的学校都有能力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有些学校可能仅仅是因为赶上了政策的热度,匆忙上马,师资是否跟得上?
设备是否买得起?
这都是悬在半空的问题。
那些充满了激情走进校园的学生,四年后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尚不成熟的就业市场。
量子产业虽然被吹上了天,但离大规模民用还有很长的距离。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最后不得不转行写代码,或者去金融机构做量化交易。
这种人才与产业之间的错位,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初期的阵痛,没人能逃得过。
而且,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原理,似乎也映射到了现实中。
我们是否把太多的赌注压在了一个尚未完全清晰的赛道上?
不过,回想起那天深夜,在合肥的实验室里,看着九章原型机上闪烁的信号灯,研究员脸上那种疲惫却又狂热的神情,这种担忧似乎又显得多余。
在人类科技的探索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次跨越是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才开始的。
也许正是因为未知,因为不可预测,因为那里面藏着改变世界底层逻辑的力量,我们才选择义无反顾地冲进去。
对于那些985高校来说,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战争;对于这个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次打破几百年技术跟随魔咒的绝佳机会。
只是谁也不知道,当潘多拉的魔盒真正打开的那一刻,我们究竟会迎来什么。
信息来源
新华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软科:2025中国大学专业排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闻网: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与九章相关报道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1年版及后续增补)
新浪科技:谷歌悬铃木与中国量子计算进展对比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