衔命回国

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经共产国际代表的提名而崭露头角。米夫一手栽培并扶持其登上政治舞台的，不久之后，便应共产国际的召唤，踏上前往莫斯科的旅程，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在他启程前，临时中央特指定博古担任总负责人的职位。然而，王明所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博古等人的推动下得以实施，导致中国革命承受了极大的损失。

在共产国际的时期，王明坚决贯彻“国际路线”，因此深受共产国际的青睐与信任。斯大林备受青睐，他因而步步高升。

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荣任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这一殊荣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中，仅有中共领导人之首，王明一人得以享此殊荣。

随着中国全面抗战的爆发，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同面对国家危难。然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实施上，斯大林持有独到的见解。苏联期望中国的抗战能够在东方战场牵制住日军，而斯大林则是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

但他忧虑的是，毛泽东所倡导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理念，蒋介石必定不会赞同。若此态势持续发展，其后果难以预测。因此，这种状况亟待得到有效调控。为此，斯大林想起了王明，决意派遣他归国，鉴于王明是“深谙国际局势的新锐力量”，唯有他能够“助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与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特地约见了王明。此次交谈颇具深意，他刚刚自中国归来。王稼祥亦出席了会见。

斯大林问：“红军多少人？”

“陕北有三万。”王稼祥汇报。

“三百千。”王明焦急地更正道，急忙用俄语进行澄清。在俄语中，“万”这一概念并不存在，因此“三万”会被误说成“三十千”，而“三十万”则被称作“三百千”。

斯大林面无表情，继续说道：“关键在于，每一位红军战士都必须是真正的战士，而非仅是领取粮食的闲散之辈。”

即便王明虚报了军情，将红军的数目夸大至三十万，斯大林仍旧忧虑红军不过只是“空耗粮食”的队伍。因此，当王稼祥就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进行汇报时，斯大林显露出明显的烦躁，他直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抗击日本，那些旧事暂且不提。”

季米特洛夫直言不讳。他强调，鉴于共产党力量相对薄弱，在统一战线中应避免激怒国民党，切勿提出谁占据主导地位、谁应领导谁的问题，亦不宜过度强调独立自主。此外，他还对王明提出忠告：你返程后，务必保持谦逊，尊重党的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而非你本人，切莫自封为领袖。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及其夫人，与康生、陈云、曾山等同志一同乘坐苏联的军用飞机，历经迪化（今之新疆乌鲁木齐）与兰州的辗转，于29日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一位参与迎接王明的政治局委员回忆道：我们抵达机场时，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亦同时抵达，我们则站在稍远之处。机场早已布下严密警戒，然而似乎无人知晓飞机所载何人。王明的确切归期与抵达方式，即便是毛泽东亦无从得知。直至王明步出机舱，陈云、康生紧随其后，我们方才快步上前，相互握手拥抱。

毛泽东发表了热烈的欢迎致辞，在随后的欢迎仪式上，王明亦发表了自己的回应，他言道：“我们乃共产国际所派遣，系斯大林同志之使节。我们数人俱为我国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使者，实则并无特殊之处值得瞩目，真正的欢迎对象，应是毛泽东同志。”这些话语虽略显突兀，却也流露出了他当时那激动且纷乱的情绪。

咄咄逼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应王明的提议，中共中央于延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进行了专题报告。该报告声称系传达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指令，然而其措辞却显得咄咄逼人。

王明的发言犀利而直接，对中央洛川会议所确立的方针与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无疑与中共中央的立场存在显著分歧，然而，鉴于王明手握“尚方宝剑”，多数与会者不得不表示支持。即便毛泽东进行了辩解与阐释，最终还是选择了退让，遵从了多数人的决定。

会议的最后一日，当组织议题成为焦点时，王明未经与任何人商议，便忽然出示了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名单的排列顺序上做了细微的调整。他心知此举难免会激起他人的猜疑，因此反复强调，自己并无取而代之的意图。

张国焘回忆道，在会议上，毛泽东对于“单独行动”显得有些不安。张国焘进一步阐述道：“王明所提出的名单中，人选上仅新增了与我一同归国的赵云（即康生）与陈云两位，其余成员多为旧识，仅是对座位顺序稍作调整，因此毛泽东在原则上表示赞同。然而，使他感到不悦的似乎是在行动之前并未征询他的意见……作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名次降至王名单第七。

王明还利用陈独秀等要求恢复合作的问题大做文章，表面看来是纠缠陈独秀的所谓“托派汉奸”问题，实际是将冷箭射向毛泽东。王明在会上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不仅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甚至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王明对此颇感得意，即便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旧毫不谦虚地对自己的成就进行夸耀：“1937年年末，我重返延安之际，得知毛泽东已与陈独秀的代表罗汉签订了协议，据此，毛泽东答应让托陈集团的成员们全体恢复党籍——但鉴于我已重返延安，该计划未能付诸实施。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当时已然做好了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积极追随者——即托派分子——勾结的准备。”

在会议中，王明与毛泽东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阐释各持己见，令在场的前线指挥员们难以把握要领，不知如何落实会议精神。彭德怀亦感困惑，听至中途愈发迷茫，他感叹“会议的精神显得分歧重重，感觉回去难以传达”。因此，这场由王明引起的12月政治局会议，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最终，会议决议增补王明、陈云、康生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并设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王明同志担任书记；同时，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志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显然，12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同志在党内所享有的特殊地位给予了明确的认可。

分庭抗礼

不久之后，王明抵达武汉，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联合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鉴于两机构的人员构成相似，会议决定将它们合并为一个统一组织。对外，该组织被称为中共中央代表团；而内部则称作中共中央长江局。王明被任命为书记，周恩来则担任副书记一职。

在12月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及其他同志展现了顾全大局、相互忍让的党性原则，然而这却让王明产生了误解，对他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核心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他变得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甚至将长江局置于中央书记处之上，独断独行，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已赋闲的前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一目了然，他如此说道：“我们将华中局（亦即长江局）戏称为‘第二政治局’。”实际上，在华中局与延安中央委员会之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职能划分。华中局执行的是1937年12月确立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背书的统一战线方针，而毛泽东在延安则实施了其个人的政策。尽管在公开场合，毛泽东声称支持党的这一新方针，但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偶尔前往抗大之外，他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此时，蒋介石亦洞察了王明的国际渊源，对他关于国共合作的诸多见解表示赞同。在与王明的交往与对话中，他对所讨论的议题亦感满意，并热切期望王明能在武汉之地给予协助，共同探讨并解决两党间的关系难题。

王明竟沦为蒋介石的代言者，次年二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竟随声附和了国民党“仅存一军”及“统一军令”的口号，提出要在军事领域完全遵从国民党的集中指挥。

基于此，毛泽东在会议中提出：“鉴于当前形势，王明同志不宜再前往武汉。”随后，经过会议的深入讨论，最终同意王明同志前往武汉，但明确规定了“王明同志需在武汉停留一个月后返回”。

然而，王明并未遵循该规定，直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方才勉为其难地返回延安。即便如此，他自己也坦言，“不愿长留延安从事工作”。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于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重要演讲。该演讲成为我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向长江局发出电报，指示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尽快刊登此文。然而，王明以文章篇幅过长为由，拒绝予以刊登。中共中央遂再次向长江局发出电报，建议分期刊登，但王明依旧置若罔闻。

王明之所以屡屡设阻，其理由简洁明了——那便是他对毛泽东对战争进程三个阶段的分析持有异议。即便到了晚年，王明依旧对《论持久战》进行曲解，且对此津津乐道，甚至拒绝发布这部著作。

毛泽东曾于延安发表此文，随后又将之转至武汉，并嘱托《新华日报》予以刊载——该报编辑部在我指导之下运作。然而，我与秦邦宪（即博古）、项英、凯丰等同志均对该文持反对态度，其主旨在于消极抵御日本侵略，并静待苏联受到日本进攻。鉴于此，我们共同决定不将《论持久战》一文刊登于《新华日报》。

王明在武汉将长江局视为“第二政治局”，并擅自以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言论。对于这种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行为，即便是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客观上已形成半独立自主”的局面。

正本清源

1938年3月，任弼时应中共中央的派遣，我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全面汇报我国现状。这些源自中国的详实、生动的报告，使得共产国际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再模糊不清，有效地消弭了诸多误解与偏见。

同年7、8月间，王稼祥自莫斯科归国，携来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新一轮指导。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旨在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并着手筹备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不料，王明竟向中央发出回电，要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委员前往武汉或西安，意在彼处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他甚至提议王稼祥前往武汉，以便向他透露共产国际讨论的细节并传达相关文件的内容。中共中央对此断然予以拒绝，认为王明的请求纯属无理。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首日，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指出：“在国际会议的讨论中，”季米特洛夫在发言中，他指出，过去一年间，中共成功构建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人领导下的八路军，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多变的局势和重重困难中，真正将马列主义理论运用得恰到好处。”在领导机构中，必须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加以解决，并确保领导层内保持紧密团结的氛围。”

自9月29日起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桥儿沟的天主堂内隆重召开。

在会议期间，王明发表了题为《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的演讲。随后，在会议的尾声阶段，他突然提出并即兴发表了题为《当前抗战形势及如何坚持持久战以赢得最终胜利》的深入长篇演讲。

这两篇演讲文稿总体上均表达了对毛泽东同志报告内容的全盘赞同。其中提到：“党内的团结与统一至关重要，我们党必将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正如北极星照耀，群星环绕般，领袖的指引至关重要）。”然而，在统一战线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议题上，他依旧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这些意见对全会的顺利举行，并无重大影响。无论如何，王明已在公开会议中表达了对自身错误的认知，且已停止任何挑衅行为，因此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信任。这正是中共中央对待犯错同志的一贯立场与方针。

毛泽东指出，王明同志在全会中明确表示“完全赞同各项报告”。他对于某些问题的表述或略显不足，或稍显过激，这在发言过程中实属正常。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妥善解决。王明同志在党的历史上贡献卓著，对统一战线的构建付出了巨大努力，工作态度极为积极，他是我们队伍中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我们应当给予他理解与宽容。全会对王明的处理，采取了温和而审慎的批评方式。

在中共六中全会召开之际，武汉不幸沦陷。鉴于时局之变，会议审时度势，进行了相应的组织调整，决定解散长江局。中共中央对王明进行了重新部署，委派他留在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以及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要职。

然而，王明内心虽不情愿，表面却难以掩饰其不满，尤其是对于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他更是抱持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在会议结束后，他所写的《〈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一诗，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他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阴暗心理。诗中云：“相持阶段徒然吟咏，面对现实屈从于时；抗战信念消磨殆尽，反诬马列教条为名。”

晚岁时光，王明对六中全会之事仍耿耿于怀。回望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值中苏两党关系紧张，冷战格局之下，王明在苏联长期疗养期间，化名为“马马维奇”，在苏联媒体上发表了众多文章。一方面，他着力美化自己；另一方面，他积极扮演苏联领导层所青睐的“反毛”角色，以求迎合苏联最高权力者的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