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他们说我根本没被复旦录取，也没有任何学籍。”“什么？你不是在复旦上了四年大学吗？”赵蓉的声音都在发抖。

四年前，吴晓月以全省前五百名的成绩“收到”复旦的录取通知书，全家人激动得彻夜未眠。她拎着行李进了校门，注册、报道、选课，一切都顺理成章。她和同学们一起上课、做实验、参加社团，甚至拿过奖学金，从未怀疑过这段人生。

可到了毕业前夕，她在学信网查不到任何学籍信息。她慌了，去教务处核对，却被告知——系统里根本没有这个名字。

当民警调出那份她当年入学的电子档案时，吴晓月整个人僵在原地。

吴晓月出生在云南西部的一个小县城，家境清贫。父亲在她六岁那年因工伤离世，母亲赵蓉靠在镇上的百货摊维持生计。那是一间不到二十平的小铺，冬天漏风、夏天闷热，但母女俩始终相依为命。赵蓉没上过几年学，却始终坚信：“人穷不可怕，怕的是不读书。”

吴晓月懂事得早。她知道母亲一个人供她念书有多难，也知道那点微薄的收入几乎都花在她身上。小学时，她每次拿到奖状都会小心折好，贴在铺子门口的小黑板上。初中时，她是全校年级第一，高中考进了县里重点一中。班主任常说：“这丫头聪明，只要高考别失误，清华北大都不是梦。”

高考那年，她以省内前五百名的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金融系录取”。那封录取通知书寄到家的时候，赵蓉哭了整整一晚。邻居们都来祝贺，说她女儿“要出大上海”了。

可这份喜讯，却在几年后变成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骗局。

——

那年八月，吴晓月带着母亲东渡长江，从云南一路坐火车到上海。当列车驶入虹桥站时，她激动得几乎流泪。第一次见到复旦的校门，她觉得自己像梦见的未来终于照进了现实。

报道那天，校园里人声鼎沸，行李箱在地上滚动的声音此起彼伏。她拿着通知书排队签到、缴费、领取学生证，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可当她走到学院报到处时，一个戴眼镜的老师看了她一眼，忽然皱眉：“你是……吴晓月？”

“是的。”“跟我来一下。”

她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一间办公室。那间屋子里，已经坐着四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学生，神色紧张。

“你们几位属于‘专项录取’，暂时先统一安排到校外宿舍。”老师语气平淡，“食堂饭卡、校园系统都会有人帮你们处理。”

吴晓月愣住了。她不是保送生，也没报过什么专项计划，可那位老师说得笃定，她也不敢多问。

当晚，她被安排到一处离主校区几公里的旧宿舍区。房间里挤着六个女孩，床铺简陋，连窗帘都是旧的。一个自称“学姐”的女人来分发课本、饭卡，说这些是“特招班专用”。

那时她第一次觉得不安。

——

军训开始后，这种不安变得越来越强烈。其他新生在操场集合，她们那一批“特招生”却被单独带到一块僻静的空地。训练的教官很年轻，说话寡淡，也不要求队列整齐，只让她们“意思意思”。每次集合都不超过半小时。

更奇怪的是，她的课表一直没出现在学校系统里。别人用校园网选课，她们的课程却是由一个叫“专项办公室”的人直接发群通知。成绩单、平时作业、考试成绩全靠那个人手动发放。

“我们算正式学生吗？”有一次，舍友林岚小声问。

“当然是。”负责人笑着说，“你们是项目培养，系统暂时没录入，毕业前会统一补上。”

吴晓月虽然心里犯嘀咕，但想到那张盖着公章的录取通知书，还是选择了相信。

——

大学四年，她安安分分，按部就班。只是身边的不对劲越来越多——

她从未能登录校园图书馆系统，也办不下学生专属饭卡；上课不点名，老师也从不和她们交集；每次考试，她都被安排在单独的教室，监考人也不是学院老师；成绩从未出现在教务处，只能拿到一张盖着模糊章印的纸。

“这是内部成绩，外面查不到。”辅导员总是这么说。

起初她以为是管理疏漏，后来却发现这四年所有的“特招生”，都生活在一个平行的复旦——他们不属于任何班级，没有学号，不出现在任何名单中。

有人戏称她们是“影子学生”。一次深夜，室友周可抱着电脑哭，说自己家乡教育局查不到学籍信息。“也许我们……根本不在复旦的系统里。”她哽咽道。

吴晓月心头发冷。盯着窗外夜色，心头第一次泛起了一丝恐惧。

尽管一路上疑点重重，吴晓月仍然咬牙把“大学四年”读了下来。她说不清支撑自己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不想辜负母亲赵蓉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也许是她心底仍抱着一丝希望：那些奇怪的安排，只是“项目培养”的特殊制度。她坚信，只要安静努力地读完四年书，毕业那天一切都会变得正常。

可真正的噩梦，从“毕业论文”开始。

那是2019年4月的一个星期一。同学群里开始热闹起来，大家陆续收到了毕业论文导师分配表，有人晒出选题，有人讨论论文大纲。唯独吴晓月——什么通知都没有收到。

“你论文导师是谁啊？”舍友林岚问她。“还没分配。”“不会吧，都五月了，你快去问问教务处。”

那天中午，她去了学院办公室。负责资料整理的老师头也没抬，随口说：“你报一下名字。”“吴晓月。”老师在电脑前敲了几下，眉头慢慢皱起，又重新输入一遍。“你再确认一下名字拼音？”“WU、XIAOYUE。”“身份证号给我。”她一字不落地报完，老师的动作停住了，表情变得有些僵硬。

“你确定你是复旦大学金融系的学生？”

吴晓月一怔，心猛地一沉：“当然是，我都读了四年了。”她强笑着解释：“我宿舍在北区6栋，平时都在财经楼上课……”

老师沉默片刻，又调出历年录取名单、学籍档案、学生花名册，一项项对照。屏幕上滑过一行行名字，却没有“吴晓月”。她的身份证号在系统中查无记录，学号为空白，连所谓的班级分配都没有。

空气安静得可怕，只有电脑的风扇声嗡嗡作响。老师抬头看她一眼，语气带着谨慎：“同学，你当初是通过什么渠道来的？”“我……是正式录取的。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报到单，按要求交了学费。”“录取通知书还在吗？”“在家里。”

老师拿出笔，在纸上记下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叮嘱她：“你先别慌，我们再核实。”

走出办公室时，阳光正好，可她整个人却像掉进了冰窖。教学楼外的樱花开得灿烂，路上有学生拍照、笑闹，那种青春的热闹气息，让她有种格格不入的窒息。

她回到宿舍，翻出手机试着登陆教务系统——页面冷冷弹出一句提示：“该账户不存在或未激活。”她又输入身份证号，依然是同样的结果。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惧攥住她的心。

那晚她失眠了。第二天一早，她跑到教务处总办。接待她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对方听完她的情况，神色微变，立刻让她稍等。十分钟后，另一个戴眼镜的男老师出来，将她领进一间资料室。

“吴晓月，你是哪一年入学的？”“2015年。”“你还记得报道那天是谁接待的？”“一个姓杨的老师，他说我是‘专项录取’，安排在外区宿舍。”

那位老师面露难色：“我们学校没有这个专项项目。”他点开电脑，调用录取档案——2015级金融系共有录取学生102人，没有吴晓月。

吴晓月只觉得耳边的血液在轰鸣。“可我跟他们一起上课、一起考试，老师也认识我！”老师叹了口气：“从系统上看，你从未在复旦注册过学籍。你的成绩、选课记录、导师名单……全都没有。”

——

消息像一枚炸弹，很快在系里传开。辅导员被紧急叫去谈话，几位带过她上课的老师也被通知配合调查。奇怪的是，他们都记得她。

“我教过她啊，她论文写得不错，还举手发过言。”“她确实上过我的课，印象挺深。”

所有人的记忆都证明她的存在，可学校的系统在否认——没有学号、没有选课记录、没有成绩、没有宿舍备案，她就像是被“塞进现实”的影子。

那几天，她走在校园里，感觉每一步都在悬空。路过图书馆闸机时，她的临时卡失效；去食堂打饭，饭卡余额清零；她甚至被门卫拦下，对方客气又警惕：“同学，请出示学生证。”她拿不出。

那一刻，她终于明白，自己和别人——真的不一样。

学校的调查结果下得极快——复旦大学正式通报：从未录取过吴晓月。那份文件送到她手里时，她的脑子“嗡”的一声，整个人几乎僵在原地。

“我……真的在这里上了四年课啊。”她声音发颤，手里的纸张微微抖动，字迹一片模糊。

那天，她从教务处走出来，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秋风从复旦的操场吹来，吹乱了她的头发，也吹得人心发凉。室友陈茜跟在后面，小声劝她：“晓月，要不先回宿舍吧？”她没答话，只是麻木地跟着人流往前走。走廊尽头，几位同样身份“特殊”的学生正低头抽烟，神情凝重。

这些人，都是当年通过所谓“实验计划”进来的学生——没有统一入学通知书，却都拿到了辅导员的“内部批文”，一度以为那只是学校的特殊通道。

“也许我们被顶替了。”陈茜忽然脱口而出。吴晓月怔住：“你说什么？”“你想啊，成绩明明合格，体检、政审都过了，却查不到录取档案。要么是系统问题，要么是——有人用了你的名额。”

那一刻，吴晓月心口一阵剧痛，指尖冰冷。她回忆起当年入学时的一幕幕：辅导员让他们“统一报到”，说因政策原因无法上学信网，要他们暂时不要去查；食堂饭卡是手动录入的，校园网也不能绑定学号。她那时以为是学校系统落后，根本没想太多。

“报警吧。”陈茜咬牙说。吴晓月沉默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她走进上海市公安局的门，颤抖着录下口供。

警方很快介入。“你什么时候发现问题的？”警官问。“毕业前查学信网时……系统显示查无此人。”“之前四年，你有没有怀疑过？”“没有，我有寝室、学生证、上课表、成绩单……我以为自己只是‘实验班’。”

录口供的过程中，她几次哽咽。她说，自己从未领过奖学金，也没能注册学籍系统；每次发放补助，辅导员都会让他们签字领取现金；四年间，她一共签过四次，总额不到四千块。

“你觉得这正常吗？”警官问。她摇头，泪水顺着脸颊落下。

随后，警方对复旦大学的教务系统进行了全面核查。结果令人震惊——系统中没有“吴晓月”的任何选课、考试、住宿或成绩记录。换言之，从官方数据来看，她从未在复旦存在过。

然而监控录像却否定了这一点。在历次课堂、考试、社团活动的影像中，都清楚地出现了她的身影。她认真听课、提交论文、参加考试，甚至还曾在全校辩论赛中获奖。

警方把录像和试卷一一比对，发现所有试卷均出自复旦教研室，盖有正式公章，批改笔迹为在职教师。可奇怪的是——这些试卷的评分从未被录入系统。

一名助教回忆道：“她每次都在单独的教室考试，我们还以为她是交换生。”另一位学生则补充：“她说自己是‘特招项目’，辅导员让她们不要去教务处登记。”

线索开始交织成一张越来越诡异的网。吴晓月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但在系统里，她像被抹去了一样。

警方顺藤摸瓜，锁定了关键人物——辅导员高斌。高斌，男，三十六岁，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原辅导员，2011年入职，2016年初离岗赴外企培训中心任职。在他的电脑硬盘中，警方发现一个名为“预备项目学生名单”的加密文件，文件中赫然列着十几个名字，全部是“无学籍”却在校学习的学生。

“这些学生，学校有备案吗？”警官问。校方代表翻阅档案后，脸色发白：“没有……这份名单，我们从未见过。”

吴晓月，李芸等几位“幽灵学生”，都在他名下的“预备生管理小组”中登记。而这个“预备生管理”名单，在学校系统中从未备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警查看档案后，眉头紧蹙，似乎一个更大的秘密即将被揭开。

民警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将高斌带回了派出所。他没有反抗，也没问一句缘由，只是低着头，被带进那间光线刺眼的审讯室。两盏冷白灯亮着，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金属味。

“姓名？”“高斌。”“职业？”“复旦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你认识吴晓月吗？”

高斌抬了抬眼皮，语气淡得近乎敷衍：“哦，大概知道吧，她是‘合作项目’那一批的。”

民警把一叠厚厚的文件“啪”地摔在桌上，文件夹散开，几页纸飘落在地上。“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学校查不到她的录取信息？她为什么能上课、考试、拿成绩，却没有学籍？”

高斌不急不慢地翻看着那几张纸，嘴角微微勾起：“我怎么知道？可能她自己材料没递上去。”

“别推卸责任。”民警冷声道，“学校系统从未录入过她的任何信息，监控显示她四年都在校园里上课，你安排的宿舍、安排的考试，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伪造了录取身份？”

高斌的笑意淡了下去，眼神里闪过一丝冷意：“伪造？你们口气倒挺大。她愿意上，我也没逼她。系统里没有她，那是教务处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

民警重重拍了一下桌面：“你是不是利用她的高考成绩，让别人顶替了学籍？”

高斌的表情微微一变，那双眼眸闪过一瞬的慌乱。可下一秒，他又靠在椅背上，嘴角扬起一丝不屑：“我只是个辅导员，又不是招生办的。能进来上课，说明她有‘关系’。我不过是帮忙照顾，让她别露馅。你们非要查，那就去问学校上面的人。”

他的语气冷得像刀，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得意。“我还给她安排了宿舍、食堂卡、考试卷子，她在复旦待了四年，我没赶她走，已经算仁至义尽。”

话音落下，空气几乎凝固。门外，吴晓月就站在那里，整个人像被钉在地上。她听见那句话时，双手紧紧攥成拳，指甲几乎嵌进掌心。

民警还未来得及阻拦，她猛地推开门，冲了进去！

“为什么偏偏是我？！”吴晓月的声音几乎嘶哑，眼角泛着血丝。她猛地拍着桌子，浑身发抖，“你为什么要用我的名额？你知不知道我这四年怎么过的？我拼命学习、努力拿奖学金、怕辜负爸妈的期望！可现在你告诉我，我连一个学生都不是？！”

高斌坐在椅子上，仍旧那副云淡风轻的神情，像一尊被尘土包裹的石像。面对吴晓月几乎崩溃的质问，他只是抬了抬眼皮，淡淡地看着她，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那眼神里，没有一丝愧疚，反而像是在看一场无关痛痒的戏。

“冷静点！”民警连忙上前，一边按住情绪激动的吴晓月，一边低声劝道，“我们会查清楚的，现在不能乱。”

空气凝固得可怕。审讯室里的灯光冷白得刺眼，映得每个人的脸色都像纸一样。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一名穿便衣的年轻民警走了进来，神色凝重，手中拿着一本封皮破旧的棕色笔记本。

“这是在他宿舍搜查时发现的。”

高斌一看到那本笔记本，整个人的神情猛然一僵。他的手指下意识地扣紧椅子扶手，呼吸陡然急促，原本漫不经心的神态瞬间碎裂。

主审民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眉头轻轻挑起。“这是什么东西？”他问。

年轻民警犹豫了一下，声音低沉：“队长……这上面记的东西有点奇怪。”“奇怪？”主审民警皱眉，伸手接过笔记本。

那是一本厚厚的笔记，封面油光发亮，边角卷起，纸页泛黄。显然，是常年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他随手翻开，目光扫过几行字，神情立刻变得凝重。他越往后看，眉头就皱得越紧。空气似乎随着翻页的节奏越来越冷，最后，他停在某一页，手指微微发颤。

片刻沉默后，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向吴晓月，又看向高斌，声音低沉：“这上面写的内容……你得看看。”

吴晓月怔了一下，双手冰冷，几乎不敢靠近。“写了什么？”她哑着嗓子问。

民警没有回答，只是把笔记本轻轻放在桌上，朝她点了点头。

“自己看吧。”

“啪！”

笔记本落在桌面，声音沉闷而冰冷，像一记重锤，敲进每个人的心底。

吴晓月的手指发抖，缓缓翻开第一页。那一瞬间，她的瞳孔猛地收缩，血色从脸上褪尽。

“这……这是什么……”她喃喃地念着，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吴晓月看清上面内容之后，整个人面色发白，身体僵在那里，嘴唇发抖，声音几乎发不出来：“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些？这些……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这怎么可能？”

那一页页密密麻麻的手写字迹，全是关于她的——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到宿舍分配、课程安排，甚至她写过的论文题目和作息习惯，全都被详细记录在案。

最让她头皮发麻的是，那些内容不可能被别人知道。笔记里写着她每晚几点关灯、什么时候哭过、给母亲打电话说了什么、甚至某次生病请假在医院输液的床号——每一条都准确到可怕。

高斌的神情彻底变了。他没有再辩解，反而避开她的目光，双手紧握，额头冒出冷汗。

民警盯着他，语气骤冷：“高斌，你最好解释一下——这些记录是什么意思？你监视她四年，是为了什么？”

“监视？”高斌的声音有些发抖，却仍旧硬撑着冷笑，“别夸大其词……那是学生管理记录。”

“管理记录？”民警一拍桌子，怒声喝道，“连她生理期、情绪波动、家庭通话都写进去，这叫管理？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

吴晓月再也忍不住，扑过去抓住那本笔记，狠狠地拍在他面前，泪水模糊了视线：“你变态！你早就盯着我，是不是？！从我进学校那天起，你就知道我被顶替了，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高斌的身体微微一抖，嘴角抽搐了一下，却始终没开口。审讯室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只剩下吴晓月断断续续的哭声。

那一刻，她终于明白——这四年被偷走的不只是学籍，还有被窥视、被利用、被掌控的整段人生。

审讯室的气氛几乎凝固。冷白灯闪烁着微弱的嗡鸣声，空气像被冻住。吴晓月整个人靠在墙边，眼神空洞，嘴唇微微颤抖。她再也说不出话。那本笔记就摊在桌上，每一页都像是一面镜子，照出她不愿面对的四年人生。

高斌低垂着头，指节青白，呼吸急促。民警看着他，沉声道：“高斌，你最好现在就解释清楚。是谁让你这么做？这个‘项目’，到底是谁指使的？”

高斌沉默了足足半分钟，才缓缓抬起头，眼底透出一种疲惫的阴暗。“我一个人能做什么？”他苦笑一声，“你以为，我真有权力让学生读四年书？我不过是个被当枪使的人罢了。”

“谁？”民警紧追不放。“招生处的一个主任。”他的语气终于松动，“2011年，他找到我，说有几个‘特批名额’，要我帮忙安插几个人进去。那几个人家境都不一般，交了所谓‘合作费用’，本以为学校内部能备案……可后来，他只让我私下安排，让他们住、上课、参加考试。正式系统，一律不要录入。”

“那吴晓月呢？”民警语气更冷，“她的名额是谁顶替的？”高斌的喉结动了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的……被一个省里领导的女儿用了。那姑娘从没来学校，只在档案系统里存在。她的录取通知书，就是拿吴晓月的成绩换来的。”

吴晓月听到这句话时，整个人都僵住了。她的脸色一点点褪白，指尖攥得发抖，喉咙里挤出一句嘶哑的声音：“她……她在我的位置上，过着我的人生？”

高斌没有回答，只是低头叹了口气。

民警迅速记录下口供，立刻向上级汇报。与此同时，教育部门也接到了警方通报，成立了专项调查组。那一夜，吴晓月被送出警局时，天色已亮。街道被晨雾笼罩，路灯熄灭，世界像刚从噩梦中醒来。

她走在警局门口的台阶上，整个人都有些恍惚。四年——她的青春、她的努力、她的骄傲，全都成了别人的“履历”。身后的民警叮嘱她：“我们会尽快立案调查，相关责任人会被追责。你放心，不会让事情不了了之。”她点了点头，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几天后，调查组进驻复旦大学。在全面调取招生档案后，真相逐渐浮出水面——2011年复旦外国语学院的录取系统确实存在“人工干预”。一份伪造的入学名册被导入数据库，替换了部分考生的真实信息。系统中“吴晓月”的学籍，被改成了另一名叫“夏婧”的学生。那名学生的家长，正是当年省教育厅副处长。

教育厅内部开始连夜调查。涉事处长被停职，复旦大学的招生主任与高斌同时被刑拘。

当记者得知这起事件后，很快将其报道推上热搜——【女孩四年上复旦，查无此人，辅导员与招生主任涉嫌学籍造假】。网络舆论一片哗然。“她辛苦了四年，结果身份被偷。”“真正的罪，是那些可以篡改系统的人。”“这种事不知道还有多少个。”

吴晓月的手机被各种电话轰炸，媒体、律师、维权组织都在找她。可她没有回应任何人。

她只是安静地坐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外滩的江水一点点泛亮。母亲赵蓉从老家赶来，握着她的手，眼睛哭得通红：“孩子，咱不怕。咱没做错什么。”吴晓月靠在母亲肩上，声音轻得像风：“妈，我四年都在拼命念书，可我从来都不是学生。那些同学、那些老师……他们都是真实的，可我却是假的。”赵蓉一边抹泪，一边哽咽道：“假的不是你，是他们。”

几个月后，案件正式开庭。高斌与招生主任共同被起诉，罪名包括“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受贿”“滥用职权”。庭审上，高斌承认自己在2011年至2015年间收受多名家长共计人民币87万元“录取费”，并伪造学生档案、安排虚假考试。但他仍在最后辩解：“我只是听命行事，没有我，他们也会找别人。”

而那位顶替吴晓月的“夏婧”，也被教育部撤销学籍，取消学历与学位。她的家长被立案调查，所在单位通报处分。

法院判决下达的那一天，吴晓月独自坐在庭后。当听到“被告高斌，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时，她的眼泪无声滑落。那不是痛苦的哭，而是一种长久压抑后的释放。

记者在法院外拦住她，问道：“你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吗？”她沉默片刻，轻声道：“正义来了，但太慢了。我的青春已经回不来了。”

此后，教育部发布公告，宣布全国范围内将启动“高招录取系统核查专项行动”，清理历年被顶替与伪造学籍案件。

一年后，吴晓月终于收到了教育部发来的复函。她的高考成绩被重新审核，正式恢复为当年复旦大学录取生。学校为她补发了录取通知与毕业证，盖着崭新的公章。

她看着那份通知书，指尖微微发抖。那是她盼了整整八年的一纸证明——不是虚荣，而是一场迟到的承认。

她没有回复旦，也没有再去媒体面前讲述。她去了杭州，在一家教育公益机构任职，专门负责“被顶替考生申诉援助项目”。

有人问她：“为什么还留在这个领域？”她笑了笑，语气平静：“因为我知道，被偷走名字的人，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能回家的入口。”

那一年，吴晓月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名字。可她也明白，有些伤口，永远不会愈合——它们不再疼，却在每一次签下自己名字时，提醒她：真相，可以被掩盖，但从不该被遗忘。

情节稍有润色虚构，如有雷同属巧合；图片均为网图，人名均为化名，配合叙事；原创文章，请勿转载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