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在1966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如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

邓小平，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已在党和国家的核心位置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与毛泽东在性格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幽默豪爽，言谈间常让人感到亲切，与十大元帅中的九位都有不错的交情。然而，唯独与林彪的关系始终疏远。

林彪，作为军中主帅，长期的戎马生涯和身体病痛让他沉默寡言，气质冷漠，与邓小平的开朗形成鲜明对比。

两人不仅在战争年代分属不同战区，邓小平担任政委，林彪为主帅，建国后也少有交集，彼此间缺乏深厚的个人联系。

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曾有意撮合两人，希望邓小平能够辅佐已被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以其在经济建设和改革方面的才能为国家未来保驾护航。

然而，这份设想在两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深入谈话中破裂。

1966年，毛泽东安排的这次会面并未达成任何共识。

林彪对邓小平心存戒备，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让双方无法建立信任。

这次谈崩的会面，成为两人关系中一道难以逾越的裂痕，也为邓小平在文革初期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1966年，文革的浪潮正式掀起，邓小平与刘少奇试图将这场运动控制在党的领导之下。

他们向一些高校派出了工作组，希望以此稳定局势，防止运动失控。

然而，这一举措却触怒了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调研归来，听取了陈伯达、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后，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他认为这一行为违背了文革的初衷，当即责令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会上公开做检查。

到了10月25日，在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毛泽东罕见地对邓小平提出了直接批评。

他指出邓小平“耳聋”，开会时总是坐在离自己较远的地方，且建国以来从未主动向他汇报工作，态度显得过于高傲。

这些言辞虽不至于彻底否定邓小平，却让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嗅到了机会。

江青集团等阴谋派系迅速抓住这一信号，准备借机将邓小平彻底打倒，清除他们在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1967年4月1日，文革中的“三大笔杆子”之一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

这篇文章不仅对刘少奇进行了肆意污蔑，还将矛头指向了“二号人物”邓小平。

文章内容充满攻击性，将邓小平与刘少奇捆绑在一起，试图将其彻底拉下马。

面对这样的无端指责，邓小平并未选择沉默或消极抵抗。

他审时度势，决定主动采取行动，写信给毛泽东承认所谓的“错误”，并请求面见主席，希望通过直接沟通挽回局面。

毛泽东收到信后，很快做出了反应。

他派自己的亲信汪东兴前往邓小平家中探望，并带来了三条关键信息。

首先是“忍耐”，意指当前形势是对老干部的一种考验，邓小平能否通过“人民群众这一关”，取决于他的表现和耐力。

其次是“刘邓分开”，明确表示毛泽东的批评和打压主要针对刘少奇，对邓小平则留有余地。

最后一条是“有事可以写信”，这表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生活和安全仍有一定的关怀，不愿其彻底陷入绝境。

汪东兴临走前，邓小平恳请他向毛泽东带一句话：“大字报上关于自己的污蔑子虚乌有，要求自己面见毛泽东谈一谈。”

原本以为这一请求会石沉大海，但出乎意料的是，1967年5月的一个深夜，邓小平被一辆专车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直到东方泛白才结束。

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示，在当前阶段，邓小平如有事情可以直接联系汪东兴，或通过写信与他沟通。

这意味着毛泽东并未将邓小平完全交给江青或林彪集团，客观上为他在文革中的处境提供了一层保护。

然而，当话题转向林彪时，邓小平选择了沉默。

由于两人早年交集甚少，且在文革初期因政见不合谈崩，邓小平对林彪并无深入了解，因此不愿发表任何评价。

这一态度让毛泽东感到些许不悦，他原本希望邓小平能以经济和改革的专长辅佐林彪，为国家未来铺路。

然而，这次谈话并未如邓小平所愿带来处境的改善。

相反，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林彪将邓小平视为威胁自己的最大政敌，态度越发敌对。

而江青集团则趁机加紧攻击，不断将各种污蔑和指责抛向邓小平夫妇。

1967年7月底，戚本禹组织了一场针对邓小平与卓琳的批斗大会，试图通过公开羞辱彻底摧毁他们的意志。

会后，邓小平分别向汪东兴和毛泽东写信求救，但这一次，他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信件如石沉大海，政治上的压力和生活上的困境交织在一起，形势显得异常严峻。

02

1967年到1968年，邓小平的政治处境进一步恶化。

毛泽东似乎有意通过一系列批判来磨砺他的锐气，让他深刻反省自身的“错误”。

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他被彻底打倒，停止了一切中央指派的工作，被迫留在家中撰写所谓的“自传”，自查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

这段时间，他从曾经的中央高层领导沦为被审查的对象，政治生涯跌入低谷。

党内一些势力，尤其是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趁机加紧对他的攻击，试图将其彻底清除出政治舞台。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会上，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联手对邓小平进行了猛烈的抹黑和指责。

他们一致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潜在的威胁。

然而，关键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他明确反对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并指出邓小平在革命历程中是有功的，干过许多好事。

这一表态成为定音之锤，将邓小平从彻底沉沦的边缘拉了回来。

随后，毛泽东在与随行人员的谈话中进一步表示：“邓小平是个标兵，我看还是要保。”

这一句话透露出，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像邓小平这样的老干部需要被解放出来继续工作，遂有感而发，说出了邓小平是“标兵”这样的话语。

尽管有了毛泽东的保护，邓小平的处境并未因此好转。

1969年，林彪发布了一项所谓的“一号命令”，以“保护”为名，强令中央的一些党政军领导分散到各个省份。

然而，这一命令的真实目的是将这些领导置于军方的严密监管之下。

作为林彪眼中的心腹大患，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在军方的安排下，他与妻子卓琳来到南昌郊外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

在工厂里，邓小平被分配做钳工。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并不陌生，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类似的活计。

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的手艺依然熟练，工厂里的工友们对他的技术赞不绝口。每天早晨，他按时到工厂参加劳动，下午则回到住处读书。

晚饭后，他会在院子里散步，甚至偶尔有时间打桥牌。

表面上看，这种生活远离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反而有几分平静和超然。然而，实际上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军方的监控之下，政治前途依然一片迷雾。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处境艰难，邓小平并未完全被林彪和江青集团掌控。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起到了关键作用，确保他免受更严重的迫害。

在江西的日子里，他虽然失去了自由和权力，但至少保住了基本的安全。

这段时间，他以一种隐忍的姿态等待着时局的变化，内心深处或许仍在寻找重返政治舞台的机会。

1971年秋，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这种平静。

工厂里有人急匆匆地通知邓小平前往聆听中央文件的传达。

在得知林彪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坠亡的消息后，邓小平对老伴卓琳说：“林彪不亡，天理不容。”

这句话道出了他对林彪长期以来野心和伪装的深刻认识。

这场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不仅让林彪的反革命阴谋彻底暴露，也让毛泽东在心理和身体上遭受重创。

接班人问题再次摆上桌面，而邓小平的政治经验和才能重新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两天后，邓小平抓住这一时机，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信中，他请求组织上能将自己的孩子安排得离自己近一些，以便照顾。同时，他委婉地提出希望能出来工作，哪怕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

这封信既表达了家庭上的诉求，也透露出他对重新参与国家事务的渴望。

虽然毛泽东对“出来工作”的请求未予明确答复，仅指示汪东兴安排邓小平子女的事宜，但这一微妙的回应并未完全关闭复出的可能性。

03

1972年1月10日，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意外现身。

他不仅对陈毅的一生给予了肯定，还接见了其家属。

在这一场合，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指出邓小平虽然有错，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这一表态迅速通过周恩来传递开来，成为邓小平复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得知这一消息后，邓小平再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他在信中大胆批驳了林彪的反革命行径，同时表达了自己虽“老骥伏枥”，仍愿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的决心。

毛泽东收到信后，在信件上批示了大段评价性文字，基本肯定了邓小平在建国前后的功绩。

这些批文随即被转到各政治局常委传阅，预示着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即将迎来转机。

1973年2月，中央正式发文，召回邓小平，并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这一决定标志着他从文革的深渊中重新站起，回到国家权力核心。

进京后，邓小平会见了周恩来，同时也见到了专程前来道贺的叶剑英元帅。

叶剑英与邓小平在建国前接触不多，但在文革期间，两人因共同遭受林彪和“四人帮”的排挤而成为患难之交。

早在“二月逆流”事件中，叶剑英被污蔑为“黑干将”，虽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保住了中央政治委员的身份，但长期处于政治边缘。

“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受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为邓小平的复出多方奔走，在中央领导面前说了不少好话。

此次会面，叶剑英不仅有道贺之意，更希望就军队建设问题征求邓小平的意见。

两人就当前军队的状况交换了看法，邓小平提出了一些建议。谈话中，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了林彪。

由于邓小平在江西下放期间对中央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叶剑英详细讲述了林彪在“九一三”事件前后的阴谋，包括其子林立果纠集所谓“联合舰队”准备刺杀毛泽东的计划。

听到这些，邓小平沉默良久，随后说道，对于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我军是卓越贡献的。

但在建国之后他的野心日渐膨胀，他本事是有的，只可惜大搞个人崇拜，语录不离手，表面上尊敬主席，其实是个野心家和伪君子。

这番评价直指林彪的本质，透露出邓小平对其长期以来的深刻洞察。

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正式出现在周恩来主持的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一行的宴会上。

这一亮相标志着他重返政治舞台，从文革中的低谷走向新的起点。

他的复出不仅是个人命运的逆转，也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经历了三次下台、批斗和下放的磨难后，邓小平凭借坚韧和智慧，在毛泽东的保护以及自身努力下，抓住了林彪倒台带来的时机，重新站到了国家领导层的位置上。

参考资料：

《1972年邓小平谈林彪：不能说没本事，是伪君子》《人民网》

殷之俊《“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又复出始末》《世纪》

杨言东，石文《“文革”中叶剑英和邓小平的生死交》《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