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蒋介石和平回归，大陆会给他安排什么职位？这个问题，在1956年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场记者会上，曾有人尖锐地抛给了周总理。

全场瞬间安静，所有镜头和目光都聚焦过来。这问题太敏感，也太棘手。没想到，周总理微微一笑，气定神闲地回答：“部长哪行？太低了！如果蒋先生回来，他的职位绝对不会低于国务院总理。”

此言一出，满场皆惊。这不仅是展现了非凡的气度，更是我方第一次向世界公开对台政策的底牌。这不是空头支票，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跌宕起伏的秘密接触史。

暗流涌动的秘密通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战争的炮火，让台海局势变得异常复杂。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打着“协防台湾”的旗号，行“扶蒋反共”之实，公然干涉我国内政。

蒋介石起初也想借美国之力反攻，但很快就发现，美国人有自己的小算盘。华盛顿开始鼓动“划峡而治”，劝说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搞事实上的“两个中国”。

这下触到了蒋介石的底线。他虽然败退台湾，但骨子里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根在大陆。他多次公开表态，坚决拥护“一个中国”原则。

这种微妙的变化，被北京敏锐地捕捉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判断，和平统一的时机可能正在成熟。1956年，毛主席公开表示，只要是爱国者，愿意回到祖国，我们都热烈欢迎，既往不咎。

话放出去了，但光说不练不行。国共两党隔绝多年，必须找到一个能穿针引线的中间人。这个人选，落在了章士钊的身上。

章士钊的履历堪称传奇，早年留学英日，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担任过要职，与国民党高层私交甚笃。同时，他又曾营救过李大钊、陈独秀，与我党也有着深厚情谊。由他出马，再合适不过。

一万字报告引发的波澜

1956年初，章士钊带着一封中央的亲笔信，秘密抵达香港。信中提出了诚意满满的四点方案，核心就是台湾除了外交权，其他一切照旧，甚至财政困难中央还可以补助。

章士钊找到了国民党驻港负责人许孝炎，许孝炎不敢怠慢，立刻飞回台北，将信亲手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看完信，内心极为纠结。他反复思量了一年之久，终于在1957年，决定派人去北京探探虚实。这个人，是他的学生，也是心腹——宋宜山。

宋宜山以探望被俘的胞弟宋希濂为名，顺利抵达北京。在东兴楼饭店，周总理亲自设宴款待，一席话就打消了宋宜山的顾虑：“我们本是一家，希望还能像在重庆谈判时那样，在一个屋子里开会，吃一个锅里的饭。”

随后，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详谈，提出了更具体的四项条件：国共平等谈判、台湾高度自治、蒋介石继续执掌台湾并可派人参与中央政府、美军必须撤离。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心潮澎湃，洋洋洒洒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盛赞大陆的建设成就，言语间满是钦佩。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报告却起了反效果。蒋介石看到里面太多对大陆的夸赞，心里很不舒服。加上当时大陆内部正在搞反右斗争，多疑的蒋介石最终决定，中止接触。

祖坟安好与六项共识

第一次秘密接触虽然中断，但双方都没有放弃。特别是蒋介石，他虽然身在台湾，但对故乡奉化的思念却与日俱增。

1957年，他委托一个叫曹聚仁的人，秘密回大陆，去奉化溪口看看他的祖坟和故居。曹聚仁心里直打鼓，生怕祖坟早已被毁。

然而，当他亲眼看到蒋家祖坟被完好地保护着，故居也修葺一新时，内心受到了巨大震撼。他意识到，对岸的胸襟远超他的想象。

回到台湾后，曹聚仁将所见所闻如实相告，蒋介石听后久久不语。不久，毛主席也通过曹聚仁带话，说蒋家的祖坟和故居都很好，希望他有机会能回家看看。

这份温情攻势，让两岸关系再次升温。到了1965年，蒋经国亲自出面，在船上与曹聚仁密谈，随后更将他带到蒋介石官邸，父子二人与曹聚仁共同商议。

这一次，双方达成了具体的六项共识，和平统一似乎仅一步之遥。然而，历史的玩笑再次上演，大陆紧接着爆发了动荡，让蒋介石再度陷入犹豫，接触又一次中断。

英雄暮年的最后努力

时间来到七十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巨变。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破冰。蒋介石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他明白，与大陆谈判，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此时，信使曹聚仁已经病逝。九十岁高龄的章士钊再次主动请缨，愿为国家统一做最后的努力。1973年，他抱病乘坐专机抵达香港，准备再次牵线搭桥。

可惜天不遂人愿，章士钊因水土不服加上旅途劳顿，一病不起，于7月1日在香港病逝，真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章士钊的逝世，反而刺激了蒋介石。1975年春节，他终于下定决心，通过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向北京发出了邀请，希望毛主席能访问台湾。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如果成行，或许历史将彻底改写。但命运弄人，邀请发出后不久，还没等到回音，蒋介石就在4月病逝了。

一年之后，周总理和毛主席也相继离世。那一代的国共领导人，终究没能再坐到一张谈判桌前。

结语

回望这段历史，令人唏嘘不已。从周总理“不低于总理”的公开承诺，到一次次秘密的接触与试探，和平的曙光曾数次闪现。

这其中，有真诚，有试探，有大时代的裹挟，也有个人性格的局限。它差的或许不是方案，也不是诚意，而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历史时机。

如今，斯人已逝，但那份对“一个中国”的共同坚守，以及为实现统一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依然值得我们铭记与深思。历史留下的遗憾，终将由后人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