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工作中的密切交往与对康生零距离的接触，众人得以多维度地窥见其真实形象，从而对其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959年春，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团长，率领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资深领导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联共产党的第21届代表大会。我有幸担任翻译一职，随团一同参会。
在本次会议期间，代表团的成员们被安置于莫斯科列宁山上的政府别墅中，分别入住两栋独立的楼宇。周总理独享一栋，而我与康生、李雪峰等同仁共居另一栋。此番安排，使我得以首次与康生近距离交流。
那时康生已届六十岁，身材适中略显瘦削，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留着标志性的八字胡。他身穿一套自制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脚踩一双定制的皮鞋——鉴于他脚上的鸡眼，鞋垫特别设计有凹槽，旨在减轻鸡眼所承受的摩擦之痛。
甫抵莫斯科，一日，康生与我谈及：主席育有一子，名唤岸青，曾遭遇精神创伤，现居于莫斯科一疗养院。他嘱我转告苏联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计划安排时间探望岸青。同时，他还让我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索取一些中国特产，包括酱油、榨菜、辣椒等，一并携至。康生随后又向我讲述了毛岸青在杨开慧不幸遇难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终致身患疾病的故事。他特别强调，在1935年至1936年期间，地下党组织成功找到了岸英和岸青，并设法购得前往法国的船票。是他亲自从苏联启程，抵达法国马赛港，将岸英和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康生这番话语，无不流露出他对毛泽东家人的深厚关切。
此次，他提议探访岸青，我便依循他的指示，准备好了所需物品。那是一个周末的拂晓，我陪同康生一同前往莫斯科郊外的一座高级干部疗养院。疗养院的外观，仿佛让人联想到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其建筑雄伟且显得庄重，大理石铺就的楼梯，宽敞的房间，无一不流露出过往的奢华气息。院长、医生等人士已在院门前恭候，引领我们步入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要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不久，岸青走进房间，院长与医生们在稍作寒暄后便相继离去，留下的只有康生、岸青和我三人。
康生问岸青：“认得我？”
“康伯伯，我知道您。”岸青道。
随后的交谈很快演变成了问答模式，话题主要围绕日常生活的点滴展开。岸青发言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显得简明扼要。
相聚交谈持续了大约三十分钟，现在我们即将分别。临别时，康生问岸青：“你有什么话想对家人说的吗？”
岸青轻柔地开口：“代我向父亲问好，请勿忧虑，家中一切均安好无恙。”
踏上归途之际，康生感慨道：“显而易见，这是一所高级干部疗养院，设施之完备令人赞叹。然而，我们仍需想方设法将岸青接回祖国。毕竟，纵然这里风光旖旎，终究是异国他乡。以毛主席在我国崇高的地位，岸青一旦回国，必将享受到远超苏联的待遇。未来，若他能在医护领域觅得良缘，他的余生定将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众多昔日战友远赴莫斯科，然而，对于我们孩子的关切却寥寥无几。唯有康生，他对岸青的关爱深沉真挚，不仅亲自前去看望，更主动提出要将他接回国内接受治疗。果如其然，我国很快便派出专人前往莫斯科，将岸青安全接回了祖国。
在20世纪90年代，我有幸得以聆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先生讲述康生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些重要事迹。在回顾我党辉煌的发展历程时，杨尚昆先生提到了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在1947至1948年间，康生在晋绥地区积极推行土地改革，并再次实施‘左’倾政策。毛主席曾将康生定性为极端‘左’倾分子，尤其是在‘抢救运动’期间，其‘左’倾倾向尤为明显，此习性至今未有所改变。”“随后，毛主席派遣康生前往山东履职，即便在建国后，也未将他召回北京。”
自建国之初，康生便陷入了长期的休养状态，未能重返中央的领导岗位。这种境况使他倍感忧虑，他急切地盼望着能够与毛主席重逢，以期恢复毛对他的认知与信任。1952年春，毛主席终于准许他来京，康生便居于中南海的锡福堂。杨尚昆回忆道，当他造访锡福堂时，康生透露他的身体状况已有改善，他最切盼的便是能与毛主席见面。他离开后，便立刻赶往毛主席的菊香书屋，向他汇报了康生的归来及他迫切的愿望。毛主席放下手头的工作，与我一同前往锡福堂。康生见到毛主席后，惊喜交加，紧紧握住主席的手，激动地说：“主席如此繁忙，还亲自前来探望我！”毛主席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康生答道已大有起色。毛主席随后叮嘱他好好休养，待身体完全康复后再回归工作岗位。话音刚落，主席便起身告辞。此时，康生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不已，连声表示感谢：“你真是我再生父母，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你才好！”
杨尚昆曾感慨：“在那段‘文革’岁月里，康生对我实施了残酷的打压，这难道能被称作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归国后，虽在中共“八大”上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相较于“七大”时的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地位有所提升），但并未获得实质性的关键职务。
1958年，彼时他担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并执掌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一职，尚未步入权力核心的行列。
1960年2月4日，莫斯科见证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持的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特别邀请了我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经中共中央批准，康生同志受命作为观察员出席该会议，随团成员还包括伍修权同志以及我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有幸担任此次出行的翻译。这次交流，是我继上次之后，与康生同志的再次会面。
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了这次重要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核心目标在于争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苏联在裁军和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同时力促苏联与美国、英国、法国三国展开首脑级会谈。在代表团出发前夕，外交部与中联部联手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演讲稿，并已取得中央的明确认可。该演讲稿实质上与赫鲁晓夫的见解有所分歧，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有所改变，战争隐患依旧存在，且当前阶段裁军尚难以实现。演讲稿中明确提到，鉴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对我方的排挤，任何未邀请我国参与且未经我国正式签署的裁军协议，对我国均不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根据当时的国内安排，康生的演讲稿在出发前已交由新华社处理，待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完毕后，新华社随即予以公开发布。
然而，正当2月5日莫斯科会议揭幕之时，却有一项决定出台：会议期间，除《宣言》外，所有文件与发言均不得对外公开。遗憾的是，由于时差之故，康生的讲话已于2月6日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一举动显然有悖于大会的既定规则。更令事态复杂的是，康生的讲话内容与赫鲁晓夫的立场相悖，这进一步激起了他的极大愤慨。因此，在随后的中苏两党代表会谈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以此事件为导火索，对中共发起了一系列反击。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有力反驳，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回望历史，康生对苏共的辩护无疑是必要的。但显而易见，此行他的目的还包括回国后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以展示他对毛主席的坚决拥护。这一举措无疑为他赢得了毛主席的信任，也为他重返中国共产党权力中心扫清了障碍。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聚焦于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对中共的指责。与会中央领导同志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的表现及其随后的行动，释放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信号。这一信号昭示，他为了与西方国家寻求和解，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期换取西方世界的青睐。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决议，在纪念列宁九十周年诞辰之际，推出一系列纪念文章。这些文章旨在正面诠释列宁的思想，同时揭露和驳斥苏共领导层对列宁思想的曲解与篡改。此后，同年4月，陆续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重要文献。
自那之后，康生便积极参与中央就针对苏联的方针政策所进行的决策制定，并全流程参与中共与苏共之间的所有交流对话。这涵盖了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会议、同年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活动，以及11月至12月间的莫斯科会议。特别是自中苏公开论战以来，所有涉及“反修”主题的文章与文件，均是在康生的直接指导下起草完成的。
因此，我坚信，康生以中国政府观察员的身份参与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与苏共领导人的激烈交锋，为他日后在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制定和处理中苏关系的关键事件中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自那时起，康生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换句话说，随着与苏联的争执日益加剧，康生在中央的声望亦稳步攀升。在国际舞台上，他因“反修斗争”的深化与苏共的争论激化而崭露头角；在国内，尤其是在毛主席不断强化阶级斗争理念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主席“左”的倾向日益显著时，康生努力迎合毛主席的“左”倾思想路线，从而赢得了毛主席的更深信任。同时，亦不容忽视的是，康生的极端“左”倾立场在加剧毛主席晚年“左”倾错误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随着中苏关系不断加剧紧张，康生频频把握时机，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实施排挤与打压，意图进一步稳固自己在中央的核心地位。王稼祥早已洞察康生的极端“左”倾倾向，对他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曾在中联部副部级干部会议上郑重声明，绝不允许康生干涉中联部的日常运营。
在1960至1961年期间，王稼祥在听闻农村粮食短缺问题异常严峻，甚至某些地区出现了饿殍横陈的悲剧，内心深感忧虑。他屡次召见我，首先指示翻译团队深入研究苏联的历史文献与报刊，探寻苏联农业公社解体的发展轨迹，以及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实施细节；随后又要求我们收集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应对困境、有效解决经济问题的案例。我们陆续为他准备了大量资料，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实施农业承包制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记载了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部分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斯大林却认为这一做法与集体化原则相悖，对安德烈耶夫提出了批评，并最终剥夺了他的领导职位。
王稼祥审阅完毕那份文件，便向我言道：“承包责任制有效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这同我国实行的包产到户不谋而合。他着重指出，我们必须全力以赴，致力于解决眼前的各项难题。内患外忧已初露端倪，切莫再自寻烦恼。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应当秉持稳健的外交方针。”
1962年二月，王稼祥在深思熟虑后，决意就我国的外交政策议题向中央建言献策。鉴于其见解超出了中联部的工作职责，他选择了以个人名义书信的形式，致信负责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与见解。信函的核心主旨在于：我们应集中全力应对当前国内的经济挑战，并在这一前提下，在国际政策上采取温和的立场。对美国，我们应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既要缓和关系；对苏联，则需有理有节地进行斗争，同时寻求缓和；至于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同样应采取缓和的态度。鉴于国内经济所面临的压力，我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相继审阅了该信，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毛主席亦曾览阅此信，并未发现其中存有疑窦。然而，1962年世界裁军会议上的一起事件，却给了康生一个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在莫斯科，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功举办了盛大的世界裁军大会。我国组织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由文学巨匠茅盾出任团长，康永和先生担任副团长，王力同志担任党组负责人，本人有幸作为工作人员参与了这一重要使命。在王稼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代表团在启程前便明确了行动指南，并集体深入研讨、精心起草了团长的演讲稿，其中详尽阐述了我方在推动裁军、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立场与见解。抵达莫斯科后，我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表了掷地有声的演讲，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积极参与了各小组委员会的讨论。王力同志更是投身于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整个活动进展得非常顺利。然而，就在代表团返回北京的途中，却意外接到了一份电报，内容显示有数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对我国代表团的表现表达了不满。他们认为，我国代表的发言未能充分表达对美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同时指出我国代表团成员在国际会议上的表现与以往相比有所差异，尤其是在与非洲积极分子的交流上显得较少。
毛主席审阅完那份电报后，对代表团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指出他们“背离了‘左派’立场，助长了右派势力，并加剧了中间派的摇摆”。此番言论令康生窥见可乘之机，他四处散播流言，诬称中国代表团的“失误”源于王稼祥参照他在二月份致周恩来总理等人的信件所提出的对外政策。他煽动刘宁一去毛主席面前揭发王稼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随即向毛主席逐一列举了王稼祥在信件及其他文件中所表达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及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所谓“不当行为”。毛主席听后，逐一点评，指出这是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妥协，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势力的妥协，对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的妥协，称之为“三和”政策；而对于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支援却显得十分吝啬。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联系到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将其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中央决策指定他主管中央联络部的日常工作。由于受到对“三和一少”思想的批判，王稼祥不得不暂停职务，以疗养为名，完全退出了工作前线。
1937年，康生于归国抵达京城，随即肩负重任，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的部长。然而，鉴于他在多项工作中推行了过于激进的“左”倾政策，中央决定调整其职务，将他调离社会部的领导岗位。1948年，李克农接棒，接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肩负起这一重任。
自国家初创，中央社会部更名为中央调查部，肩负领导重任的，正是周恩来与杨尚昆。康生对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的决定始终耿耿于怀，尽管如此，他仍不敢有所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康生虽官复原职，但中央并未赋予他实质性的重要职责。在那段岁月里，康生不时地试图过问中央调查部的事务，然而无论是时任部长李克农，还是其后继者孔原，都坚决不愿康生插手调查部的工作，致使他无法施展手脚。康生常常抱怨，他与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如今仅剩下“书报简讯”的交流。
1966年5月，正值“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康生敏锐地捕捉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率先指使造反派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拉下马。孔原曾在20世纪30年代于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对康生当时紧随王明、高喊“王明同志万岁”的历史细节了如指掌。孔原被边缘化后，康生随即把目光转向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主掌东北情报工作，对20世纪30年代王明与康生联名向东北地下党发送《王康指示》的事件也有所了解。康生视掌握《王康指示》或了解相关情况者为心腹大患。为清除通往中央调查部的障碍，同时铲除邹大鹏这一隐患，康生捏造了一个所谓的“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为该集团领导者），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强行将邹大鹏指认为该集团要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公开批斗，又在深夜亲自打电话质问邹大鹏的“历史问题”及其与“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联系。在康生施加的奇耻大辱和政治压力下，邹大鹏夫妇不堪重负，最终双双走向了绝望。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掌控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事务，均需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颁布了一份文件，被造反派贬称为“康老二·四指示”。该文件不仅全面抹杀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中央调查部所开展的一切工作，而且明目张胆地诬陷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指责他们为“坏人”。何长谦同志，一位拥有异国血统的个体，其面容与“洋人”颇为相似。他在20世纪40年代，毅然决然地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鉴于他独特的面貌特征，有关部门特地派遣他深入沦陷区执行秘密任务。何长谦同志受命潜入北平，成功搭建了情报网络，搜集了大量有关日军及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被派往南京执行地下工作。他搜集到了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潜伏的特务名单，为南京解放后迅速摧毁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络立下了汗马功劳。何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语言，是翻译界的权威。在翻译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之间的往来信件、论战文章以及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中，他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在“文革”期间，康生将他点名，造反派据此捏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将他关押于秦城监狱，度过了漫长的牢狱生涯，直至1974年夏在狱中离世，生前未能目睹自己冤案的昭雪。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同志的弟弟何长青为他撰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至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我们得知，组织上已经为何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何长谦同志的夫人也得以平反，重获自由。